党的十八大以来，“认识新常态，把握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热点。新常态下的显著特征包括：增长速度放缓，发展质量提升；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必须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方式。进口 金属作为缓解资源环境约束的重要手段，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将呈现哪些特点？本文试作浅析。

　　近十几年，我国逐步成为世界最大的废有色金属进口国。废有色金属进口量从2001年300万吨增至2010年超过700万吨，占到我国废有色金属原料的2/3。但是“十二五”以来，这种持续增长的势头发生了变化。2014年，我国废有色金属进口量621万吨，比2010年的进口量少了100万吨。其中进口含铜废料连续两年降幅超过10%，进口含铝废料连续四年下降。今年1~6月份，我国废有色金属进口量272万吨，同比下降约5%。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进口废金属“跌跌不休”？笔者以为，答案要从供需两方面寻找。

　　一方面，2010年以来，发达经济体受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影响，经济增长总体较为疲弱，消费放缓，废料产生量减少，价格居高不下。另一方面，我国人口红利减少，环保门槛提高，拆解加工废料成本上升，市场销售不旺。结合这两方面因素，“十二五”期间我国废有色金属进口量出现明显下降也就不足为奇了。令人忧虑的是，这种持续下降的趋势有可能带来的潜在影响，还未被充分认识到。

　　我国作为一个人口众多，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在目前工业化、城镇化加快发展的阶段，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生态约束十分严峻。在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的同时，我国也充分展现出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在国际上提出2020年减排目标并为之努力。长期以来，我国各级政府和民众对进口废有色金属的认识主要聚焦在资源属性上，对其环境属性认识不足。其实，进口废有色金属除了可以获得便宜的原材料，还可以节省自然资源，减少因为开矿炸石造成的耕地减少和污染排放(包括固体废物排放及温室气体排放)。例如，铜精矿平均品位在28%~30%，不可利用的固体废弃物占到70%以上。含铜废料除了含铜以外，还可拆解出 、 等，不可利用的固体废弃物仅不到2%。显然，进口 比开采国内铜矿或进口铜精矿更有利于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

　　也许很多人都没有注意到，在世界范围内，废有色金属进口量居前十位的国家，除了中国和印度外，其他国家均为经济发达国家。2014年，德国、韩国、比利时、意大利和日本六国含铜废料进口量占到世界范围内的20%，韩国、德国、美国、意大利、法国、比利时、荷兰和西班牙等八国含铝废料进口量占到世界范围内的45%以上。现实表明，国际废有色金属贸易并非发达国家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单向倾销，大多数发达国家既是出口国，也是进口国。含 的电子废弃物作为“城市矿产”中的“富矿”，也是不少国家竞相争夺的宝贵资源。例如，利用《巴塞尔公约》相关规则，比利时的优美科公司每年回收处理35万吨冶炼废渣和电子废弃物，其原料大多来自美国、欧洲、亚洲(包括中国)；日本政府明确允许废电路板进口，通过挖掘“城市矿山”，该国可回收黄金6800吨、白银6万吨、铟1700吨、钽4400吨，相当于全球黄金储量的16%，白银储量的22%，铟储量的61%，钽储量的10%，从一个资源匮乏的国家跻身资源大国行列。反观自身，经过多年努力，我国已跻身废有色金属进口大国行列，人工拆解成本上升后，消化低品位废料的优势基本丧失，如何继续保持我国进口废有色金属的竞争力，迫切需要在政策层面认真加以研究和引导。另外，与废有色金属国际贸易密切相关的碳排放权转移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废有色金属是国际贸易的重要品种，亚洲、欧洲、美洲、非洲、大洋洲等数十个国家均参与其中，贸易规模十分庞大，仅我国每年的进口额就高达数百亿美元。由于贸易活跃，有不法商人进行走私、夹带等问题，这也成为各国长期严厉打击的对象。目前在世界各国中，我国废金属进口的监管制度和措施最为严格，不仅有双认证（国外供货商和国内收货人均需认证），还有双商检（境外和境内两道商检），货物到港后100%开箱检验，所有废料均需分类装运，掺杂不可利用的废弃物的比例不超过2%。近年来，海关总署多次开展打击废物进口走私专项行动（如“绿篱”行动），倒卖许可证、低报、瞒报、夹藏、走私等违法行为得到遏制。2013年，海关总署还和国外海关合作发起“大地女神”行动。环保部还批准建设了21个“圈区管理”的 进口加工园区，对加工利用环节的环境风险进行有效控制，效果明显。在笔者看来，当前情况下，可用作资源的废料“进还是不进”是个伪命题，因为“把废料挡在门外”和“把污染挡在门外”是两回事，我们不能因噎废食，把洗澡水和孩子一起倒掉。更有建设性的思路是，如何继续加强并完善进口监管，如何进一步优化并提升进口加工园区的功能。

　　最近几年，伴随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深刻调整，废有色金属的国际贸易形势也发生了变化，我国在废有色金属进口领域的传统优势不再突出，面临“前阻后追”的严峻挑战。

　　一方面，一些发达国家强调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要承担更多的减排责任，但却对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技术转让和能力建设支持等消极以对，搞技术封锁，不愿转让或者转让成本高；丹麦、德国、美国等国家对原生资源征收“绿色税”、“生态税”、“开采税”、“固废填埋焚烧税”等，鼓励企业优先利用废料，并提倡把本国废料尽量留在国内；美国、德国等国家利用税收优惠政策鼓励进口废料，不断提高其在国际废料市场的竞争力，为其制造业回归本土提供资源环境支撑。

　　另一方面，随着我国用工成本上升，废有色金属逐渐向人工拆解成本更低的印度、马来西亚等周边国家转移。2014年，印度废金属进口量超过300万吨，已经连续五年保持增长。如果仅从人工便宜的角度来讲，东南亚国家对我国废金属进口造成的竞争压力并不算很大。更须警惕产业集群的转移，比如近年来日本汽车零部件企业向泰国、印尼、马来西亚、缅甸等国家转移，与之配套的废金属回收利用企业也随之转移，而市场和原料双重转移才是问题所在。

　　因此，目前我国废有色金属进口的形势非常不容乐观。应立足当下国情，适当借鉴发达国家的做法，适时调整政策导向，努力开拓废有色金属进口的新局面，让进口废有色金属更好的服务于我国制造业和经济社会发展。

　　最近几年，我国国内废有色金属回收量呈现持续增长的势头，但是我国废有色金属报废周期刚刚来临，国内产生的废料还不能完全满足再生有色金属产业对原料的需求，而未来十年我国人均有色金属资源消费量要比现在翻一番。再加上《中国制造2025》提出的绿色制造要着力解决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的环境和资源的制约问题，可以预见我国再生有色金属产业的发展空间还很大。特别是在强化节能减排目标的情况下，预计今后5~10年，进口废料仍将是再生有色金属产业重要的原料来源，我国对国外优质废料的需求不会减少。

　　一是进口量减少。随着国内人工成本、环保门槛日益提高，我国进口废有色金属的比较优势日渐削弱，进口量下降难以逆转。

　　二是进口品种减少。随着制造业转型升级，对原料的需求也更加精细，未来势必会有选择地进口高品质的、更适合我国处理的废有色金属品种，进一步发挥我国制造业优势。

　　三是定点企业减少。我国进口拆解定点企业有600多家，为便于监管，规范秩序，未来势必减少定点企业数量，鼓励有专业优势、有长期进口经验、货源稳定的专业化公司从事废有色金属进口加工利用。

　　另外，再生资源进口加工园区是进口废有色金属加工利用的重要载体，未来我国势必会进一步强化园区建设和优化升级，推动进口拆解定点企业进入园区集中监管。

　　综上所述，进口废有色金属作为我国再生有色金属原料的重要来源，其资源环境优势对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至关重要，短期内难以替代。当前，世界经济仍处于深度调整之中，我们国家的经济下行压力还在加大，当务之急，应科学研判废有色金属进口政策导向，跟上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与经济转型的脚步，主动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通过更好地利用国际市场优化资源配置，推动我们国家再生有色金属产业更有质量地增长，为我国资源节约、环境保护和节能减排做出新的更大贡献。